“求篆于金”、“求分于石”是李瑞清书学的两大标帜，这即是说，他本人对帖学之不屑，对碑学的尊奉，完全取与清代碑学家相同的立场。
这个判断的反面涵义即是李瑞清对同时代的书家基本上不持肯定态度。邓石如、杨沂孙在他看来是“皆缚于石”，吴大澂的大篆也不合他的心意，对于吴昌硕的态度更是微妙：他闭口不提吴昌硕的石鼓文成就，却对吴昌硕所绘弥勒像赞不绝口。吴昌硕年长李瑞清约十五六岁，在沪鬻字亦先于李瑞清，故尔这种抑此扬彼具有明显的矛盾心态。最有趣的是李瑞清逝世后，吴昌硕与王一亭合挽一联，上联谓“对酒邈音尘，结习阳冰，三宿共谁扪碧落”，而碧落碑在李 ...... （共3199字） [阅读本文]>>
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近代书法篆刻——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古之比的话，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与民国前
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赵之谦。以我的看法，不了解赵之谦其人，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
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也即是说，与同时的吴昌硕、康有为相比，他显得更少时代感。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不如更确切地说，把他归为古代
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一生浸淫官场，是地道的达官贵人。初任刑部，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54岁时外放为知府，而道台，而提学，终于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历，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同时还
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见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先生于前二句逊谢，末一句则不解所指。曾熙云：‘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刘墉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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