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一生浸淫官场，是地道的达官贵人。初任刑部，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54岁时外放为知府，而道台，而提学，终于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历，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同时还有相当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活动。
与前清的许多著名学者一样，沈曾植是身在官场心存学术。我们在他以前看到了阮元，在他同时则看到端方。作为官僚，他们都身负邦国之重;但作为学问家，他们又都超脱得可以也沉迷得可以。沈曾植上承清代金石小学传统，对清代中叶与金石考据之学同时兴起的西北舆地之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清末大多数学问家孜孜以求的研究领域。“ ...... （共2860字） [阅读本文]>>
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近代书法篆刻——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古之比的话，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与民国前
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赵之谦。以我的看法，不了解赵之谦其人，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
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也即是说，与同时的吴昌硕、康有为相比，他显得更少时代感。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不如更确切地说，把他归为古代
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见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先生于前二句逊谢，末一句则不解所指。曾熙云：‘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刘墉八十岁
从沈曾植到吴昌硕，又是一个质的转换。无论以深度还是广度衡之皆是如此。当赵之谦的圆熟代表一种特定的审美新潮向我们走来时，许多书家对此是褒贬参半的。沈曾植是立足于质实以与轻润圆熟相对抗，这种对抗是以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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