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老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判它形成一个群，势必要有共同的基点。艺术追求方面的情况既如上述，并没有统一的规格，那么只有在身份与活动方式上寻找“群”的共同特征。这种特征可分为抽象的政治立场与具体的经济方式两大部分。
遗老们对民国大都抱着抵触的态度，对于已经失去的皇权耿耿于怀——这倒未必全是出于食禄事君无门的实际利益冲突(它当然也很重要)，更多的倒是表现为一种精神支柱的崩塌。毫无疑问，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冲击固然巨大，但对于从小接受四书五经，又被科举功名缠绕了大半辈子的读书人而言，更难以忍受的却是皇权偶像的崩溃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信念上 ...... （共1846字） [阅读本文]>>
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近代书法篆刻——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古之比的话，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与民国前
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赵之谦。以我的看法，不了解赵之谦其人，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
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也即是说，与同时的吴昌硕、康有为相比，他显得更少时代感。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不如更确切地说，把他归为古代
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一生浸淫官场，是地道的达官贵人。初任刑部，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54岁时外放为知府，而道台，而提学，终于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历，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同时还
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见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先生于前二句逊谢，末一句则不解所指。曾熙云：‘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刘墉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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