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影响还是地位，陶浚宣都无法与李瑞清、曾熙相比肩。但他的书法在上海江浙一带也曾风行一时。而且作为一种典型，他的剖析价值并不在李、曾之下。
陶浚宣对北碑的理解持正宗态度，但他所获得的实际效果却往往不太正宗。以毛笔去亦步亦趋地追索石刻刀痕，本来是很不讨巧的，李瑞清的颤笔已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是很遗憾，这几乎是民初北碑书家易染的通病。陶浚宣对北碑的歪曲从《龙门二十品》中开始，据他自己的经验，他竟把刻凿甚烈的《始平公造像》一路方笔用柔毫表现出来，线条平直光洁，为求头尾方折不惜描头画角，其刻板与匠气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但他自己亦不以此为 ...... （共2920字） [阅读本文]>>
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近代书法篆刻——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古之比的话，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与民国前
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赵之谦。以我的看法，不了解赵之谦其人，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
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也即是说，与同时的吴昌硕、康有为相比，他显得更少时代感。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不如更确切地说，把他归为古代
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一生浸淫官场，是地道的达官贵人。初任刑部，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54岁时外放为知府，而道台，而提学，终于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历，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同时还
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见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先生于前二句逊谢，末一句则不解所指。曾熙云：‘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刘墉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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