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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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2279)

  早在尧舜时期就有了“五刑”的说法，如《尚书·舜典》载：“五刑有服”，《尚书·皋陶谟》载：“五刑五用哉”，当时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而战国时期，又以“甲兵、斧钺、刀锯、躜笮、鞭扑”为五刑，此见

  836字 92

• 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2279)

  关于宋代的“敕”，《春明梦余录》卷44“刑部一·论令”条载：“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

  109字 68

• 始，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2279)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至少在其初年，始终以严刑重典治国。(万历)《明会典》卷173“罪名一”条载：洪武初年，定真犯死罪条目达65条。洪武三十年，又将犯死罪者定为“决不待时”和“秋后处斩”，共计58条。(

  347字 66

• 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2279)

  据《明太祖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等记载，明朝的法律修定主要有如下几次：吴元年律(修成于吴元年十二月，“律则准唐之旧而增损之，计二百八十五条”)、洪武七年律(修成于洪武七年二月，“篇目一准于唐，合

  273字 72

• 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2279)

  “变乱成法”在洪武初年被定为“真犯死罪”，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颁布“祖训条章”，重申严禁“变乱祖制”。据《明太祖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条载：“颁祖训条章于内外文武诸司。敕谕礼部曰：自古国

  297字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