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清人喋喋不休的唐碑、魏碑之争，还是篆隶与行草之争，碑学、帖学之争，它们的比照对象一般都只限于三代以下。严格地说，则是限于秦篆汉隶以下。这并不是说清前期对金文视而不见，而是作为一种书法风气，其还远远弱于晚清时期。在当时金文的位置与其说是书法艺术的位置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学术的位置。大批学者埋首金文，孜孜考订、训诂、经义、音韵等学术内容，在当时人看来，这是大道，书法则是小道。
乾、嘉以来的风气即是如此。清末虽然稍有改观，但成效还是不大，一个书法家往往首先是一个朴学考据的学者。这是时代标准当然也必然是个人标准，它使书法眼光不可能回到 ...... （共384字） [阅读本文]>>
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近代书法篆刻——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古之比的话，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与民国前
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赵之谦。以我的看法，不了解赵之谦其人，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
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也即是说，与同时的吴昌硕、康有为相比，他显得更少时代感。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不如更确切地说，把他归为古代
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一生浸淫官场，是地道的达官贵人。初任刑部，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54岁时外放为知府，而道台，而提学，终于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历，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同时还
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见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先生于前二句逊谢，末一句则不解所指。曾熙云：‘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刘墉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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