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见载于《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月辛酉”条，原文载：“上览大明律，谓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曰：古者风俗厚而禁网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圣王贵宽而不贵急，务简而不务烦，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昔萧何作汉律九章，甚为简便，后张汤犹得以私意乱之，况未尽善，其能久无弊乎!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于是惟庸、广洋等复详加考订、厘正者凡十有三条，余如故，凡四百四十六条。”
据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这又是一次修律，可称为洪武九年律，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之二十一亦载 ...... （共376字） [阅读本文]>>
早在尧舜时期就有了“五刑”的说法，如《尚书·舜典》载：“五刑有服”，《尚书·皋陶谟》载：“五刑五用哉”，当时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而战国时期，又以“甲兵、斧钺、刀锯、躜笮、鞭扑”为五刑，此见
关于宋代的“敕”，《春明梦余录》卷44“刑部一·论令”条载：“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至少在其初年，始终以严刑重典治国。(万历)《明会典》卷173“罪名一”条载：洪武初年，定真犯死罪条目达65条。洪武三十年，又将犯死罪者定为“决不待时”和“秋后处斩”，共计58条。(
据《明太祖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等记载，明朝的法律修定主要有如下几次：吴元年律(修成于吴元年十二月，“律则准唐之旧而增损之，计二百八十五条”)、洪武七年律(修成于洪武七年二月，“篇目一准于唐，合
“变乱成法”在洪武初年被定为“真犯死罪”，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颁布“祖训条章”，重申严禁“变乱祖制”。据《明太祖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条载：“颁祖训条章于内外文武诸司。敕谕礼部曰：自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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